回眸

　　为纪念备受欢迎的Pixar工作室动画电影《虫虫危机》上映25周年，由迪士尼国家地理xPlimsoll出品了本季有趣的《虫虫特工队》现实版，讲述了小小动物们是如何在瞬息万变的人类社会中生存的鲜活故事。跟随我们的镜头进入奇妙的微观世界，看小小英雄们如何利用它们神奇的能力生存，求偶，繁衍后代，满足大孩子小朋友们的好奇心！小心，这些动物都是真的哦！

　　当年的潮人必备品！这部纪录片探索AF在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所掀起的流行风潮，讲述该品牌如何凭借排他性而发展壮大

　　《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讲述了89岁老奶奶姜溪烈（音）和比她大9岁的老爷爷赵炳万（音）夫妇的故事。影片以江原道橫城山村的自然景色为背景，讲述像恋人一样度过76年的“肉麻情侣”老夫妇甜蜜生活的场景和突然的离别。

　　Raksha Dave and Dan Snow access a variety of new excavations.

　　A cinematic odyssey exploring David Bowie’s creative and musical journey.
　　From visionary filmmaker Brett Morgen and sanctioned by the Bowie estate.
　　Five years in the making and featuring never-before-seen footage, experience it in theaters and IMAX this Fall.

　　纽约唐人街一家社区银行2015年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唯一一家被起诉的银行。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个关键词叫“大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指的是因滥发房屋次级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大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 闭。实际上危机过后没有一家大金融机构或个人对那次危机承担法律责任。
　　一部最近公映的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记录了金融危机后联邦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由华人移民创办的纽约唐人街社区银行——国宝银行，以及它的创办人孙启诚和他家人赢得官司的过程。相对于“大不能倒”，记录片取名“小须入狱” (Small Enough to Jail)。
　　2012年5月31日，总部在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连同两名贷款主管，被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起诉，罪名从伪造商业记录、民用贷款欺诈、严重盗窃、串谋等共182项。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万斯:“我认为这是长时期系统性欺诈，把风险转移到不知情的第三者身上。”检察官:“被告国宝银行涉入一起正在进行的贷款欺诈阴谋，他们不断篡改和伪造贷款文件，然后欺骗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众所周知的房利美。”
　　国宝银行创办人孙启诚 : “这个话对我们来讲就荒唐了。为什么？第一我们根本没有次级贷款。而且我们没有倒账（坏账）。国宝银行的律师普瓦洛斯基：“在被指控的5年时间里，国宝总共卖了3000个贷款给房利美，3000个里只有9个有问题。”余启斌，一名被国宝银行开除的问题员工成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污点证人，指控国宝银行贷款部伪造文件骗取贷款。但他的证词受到法官的质疑，最终也没有被陪审团采信。
　　影片导演詹姆斯在案件还在审理的时候就开始了拍摄。他说，他相信国宝银行是清白的。《小须入狱》导演詹姆斯：“认识了这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为人，我不相信他们有罪。不过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这个故事，我们也要看另一方，如果有过硬的证据，证明你们有罪，那会包括在影片中，我们会直接面对你们。但我从未感到检察官的起诉具有说服力。”
　　孙启诚：“2015年6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经过一个月的审理，陪审团认定两名被告和国宝银行无罪。”但对孙启诚来说，他们全家，他的妻子和4位女儿，经历了长达5年的煎熬，银行贷款业务完全停摆；官司花费总共超过1000万美元。孙启诚：“所以说，我在官司打完时，有一句话我说，公理是看你能付出多大代价，到底你能够承担多少？这个道理我说我懂了。”
　　孙启诚说，国宝银行的官司虽然赢了，但已认罪的10名员工罪名依然成立；而不愿认罪的9名女员工加两名男主管，在5月31日起诉那天，受到了侮辱性对待。孙启诚： “检察官很容易地选了华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不投票，没有政治力量，冤枉你们是没事情的，没有后果的。”82岁的孙启诚，1952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年轻时就立志要当律师、办银行，为华人服务。1984年他创办了国宝银行。
　　孙启诚说，这次官司给他最大的教训是华人要参政，要运用投票权，要显示力量，不能自顾自。他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始至终，甚至在他赢了官司后，都没有得到社区民选官员对他，或至少对国宝银行受侮辱员工的支持。他认为，如果这场官司能唤起华人参政的热情，那么他和他的家庭所付出的代价也就算值了。

被监禁者不畏艰险，揭露了美国最致命的监狱系统中掩盖的真相。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基因组，指包含在该生物的DNA中的全部遗传信息。人类基因组，又称人类基因体，蛋白质编码序列在人类基因组中只有2%，过去认为其余DNA为"垃圾"基因，新研究标明所谓垃圾基因能够影响体质、性格等。本片将通过揭示动态基因组的神奇密码，带领大家窥见浩瀚的人体奥妙。
　　© NHK in coproduction with CuriosityStream, Al Arabiya Channel, and Autentic
　　第一集 基因中的隐秘宝藏 (あなたの中の宝物 “トレジャーDNA”, Hidden Treasures in Our DNA)
　　第二集 基因开关 (“DNAスイッチ”が運命を変える, The DNA Switch)

30 歲的阿仁，在科技大腦的右側偷偷挖隧道， 36歲的阿仁，在朦朧的亮光中，看到台灣的「土」，看到崑濱伯「坐禪｣（做田）的辛苦，毅然決然放棄科技業美好的未來，憑著熱血嘗試將垃圾化做堆肥讓土復活。已近耳順的安和哥向自然取經，帶著家人以有機農法種土養地，農活既是生活形式，也是生命態度。天地運行，大道無形也無情，理想與現實的拉鋸間，兩位農民一老一少，一靜一動，交錯彼此生命的春夏秋冬。
　　時隔 20 年，號稱「比《無米樂》還難拍」的新作《種土》終於問世，顏蘭權再次長期蹲點，記錄對土地一片至誠的性情中人，找來陳明章配樂、楊大正獻唱，娓娓道出農民的辛酸血淚與人生哲學。極度寫實、極度真摯，喜形於色對比老僧入定，被攝者截然不同的性格與選擇，引領他們走上不同道路 ─ 種下土壤，究竟是希望，還是憨人的夢想？

吉尔莫·德尔·托罗制作电影《弗兰肯斯坦》的纪录片：在这里跟著慧眼独具的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与《科学怪人》的剧组和演员走入幕后，看他们如何为这个经典故事赋予全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