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世界顶级品牌的面纱，揭露那些让我们不计成本、陷入无休止的购买循环的隐藏手段和隐秘策略。
2005年1月，导演琳恩·露森远赴雪梨歌剧院为一场名为“Came So Far For Beauty”演唱会进行拍摄，为了向李欧纳致敬，Nick Cave及多位知名艺人共同参与了这场盛大的表演，并由知名音乐制作人Hal Willner担任总监。本片可说是首次对李欧纳这位音乐界的巨擘进行零距离接触、最赤裸的深入访谈，从李欧纳的诗作、小说等作品，甚至他的绘画创作及相片收藏等，透过难能可贵的访问和李欧纳亲身的自述，见识他独特的魅力所在。除了许多珍贵画面之外，亦收录了许多歌手如U2乐团主唱Bono、70年代末独立音乐领导者Nick Cave、Rufus Wainwright等众多知名艺人精采绝伦的演出画面，重量级的卡司肯定让人惊艳不断。
《蓝色星球II》将由大卫·爱登堡爵士主持。在长达4年的拍摄过程中, 制作团队共执行了125次的探险，水下拍摄时数长达到6000多个小时。与2001年首播的《藍色星球》相隔16年之后，制作团队透过新的科技技术突破以往限制，将许多过去未知的地带、惊人的生物及其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自从《蓝色星球》2001年开播以来，我们对大海之下生命的理解被彻底颠覆了。从北极熊出没的北冰洋到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蓝色珊瑚环礁，本系列纪录片同大家分享一些令人吃惊的新发现；邂逅在南冰洋深处神出鬼没的奇怪章鱼，观赏巨大的鲹鱼跳出水面，飞跃到半空中捕鱼；骑在虎鲸的背上，同它一起冲向鱼群。《蓝色星球2》带领我们体验让人敬畏称奇的新地方，见识魅力四射的新物种，了解非同寻常的新行为。
What is it about the Bolshoi Ballet that makes it uniquely Russian? This documentary follows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former Royal Ballet dancer Deborah Bull as she enters the world of the Bolshoi ballet, to look at how and why the Bolshoi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world class company. Deborah explores what makes it so special different from other great ballet companies and finds out what it really takes to become a Bolshoi dancer. At the heart of this film are six archive Bolshoi Ballet recordings, never before seen outside of Russia. Deborah speaks to British dancers and journalists who recount the impact the Bolshoi has had over the last 50 years, before travelling to Moscow. There, she examines how Bolshoi dancers dont just perform to achieve the highest artistic goals for the company and for ballet, but also for Russia itself. They carry with them a rich seam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embody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Russian soul and identity.
Olivia Rodrigo将在自己的全新巡回演唱会——GUTS世界巡演中表演自己两张专辑《SOUR》《GUTS》里的歌曲。
Spanning 19 years, The Dreamlife of Georgie Stone reveals the memories of Georgie Stone, an Australian transgender teen as she helps change laws, affirms her gender, finds her voice, and emerges into adulthood. The Dreamlife Project, a collaborative storytelling campaign developed and led by an advisory committee of young transgender, gender diverse and non-binary people, will accompany the film on release.
A documentary about a jazz trumpeter and his wife.
山西省岢岚县，有91个贫困村、贫困户4580户、贫困人口10181人，按照岢岚县脱贫攻坚的整体部署，政府计划将115个整自然村易地搬迁。电影《这一年》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用镜头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几个特困家庭在搬迁中的矛盾纠葛，以及在新生活中重获希望的过程。
国内首部聚焦人与猫故事的系列纪录片。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普遍数字化，个体生活逐渐演变为孤岛模式，很多人因此选择了猫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猫成为了家庭的成员，陪伴并见证了人的生活，成了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出口。猫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亲密关系，因此产生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寻找独特但又具有普遍性的案例来记录，通过聚焦猫与人的连接来讲述人的境遇，从不同的人生切片里窥见人类共同的情感和需求，以安抚和治愈在时代巨变的动荡中不断磨合的人生。
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